作者在论文中从六个方面来展开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研究，试图在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各个方面作出具体阐明的基础上来重新评价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①哲学和教育理论；②经验、教学与教学方法；③课程与教材；④学校与社会；⑤杜威与进步教育运动；⑥杜威对中国的影响。正如作者在论文中所言：“杜威实用主义作为整个思想体系在旧中国的影响，哲学方面比较教育方面小得多。实际上实用主义(实验主义)哲学在旧中国只流行了几年(约1919—1925年),而在教育方面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当时杜威鼓吹的‘平民教育’‘普及教育’‘生活教育’‘新教育’等，对于中国教育界的一般知识分子是富有吸引力的。他们怀着‘教育救国’的主观愿望，渴望通过教育，把中国从危亡中挽救过来，从黑暗走向光明。正如杜威说的‘人们还没有在其他地方听到过像今天中国青年代表人物的口中那样说的，即教育是改造中国的唯一方法’。在杜威的影响下，美国的学校组织形式、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被大量地介绍过来，一些大城市里，建立了实验学校或‘杜威学校’,采用了新的教学方法(包括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等);还出版了许多新的教育著作和杂志；一些著名的西方教育论著也翻译过来。此外，教育家如陶行知，他的一生历尽艰难困苦，都是为了探求人民教育事业的道路。他以极大的热情，吸取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在他看来有用的东西，加以改造，应用于中国。所有当时这些教育上新的措施和一些教育家的活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不可能取得多大的成就，但对于打破旧学校封建主义、形式主义的束缚，推动教育的发展，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积极、进步的作用，直到今天，其中也许还有值得吸取的经验。关于这个方面，我们还必须更好地重新认识，重新评价。”①这正是《重新评价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文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