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 《京师警察厅内左一区警察署关于郭志文向外国人卖奸一案的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81-019-28791，1920-06。
[137] 根据以下三本书的相关内容制表：中华图书馆编辑部：《北京指南》，中华图书馆，1916。徐珂：《实用北京指南》，北京，商务印书馆，1920。Fei-Shi（Emil Fischer），Guide to Peking and Its Environs，Tientsin：The Tientsin Press，Limited，1909，pp.35-37.
[138] 《英国使馆关于看守该国坟地人祁振祥因擅自动工修房判罚一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81-018-18687，1925。
第四章 北京欧美人士的社交网络
1900年之前，北京的欧美人士数量较少，“外国人可以在使馆、俱乐部、银行和商店范围内活动而不与中国人接触”，再加上“没有官方或个人值得认识的中国人主动光临外国人（洋鬼子）的房子，更不必说使馆了”[1]，在京欧美人士的社会交往几乎仅限于他们内部，基本上与中国人的社区隔绝。因此，在荷兰外交官欧登科的回忆里，19世纪90年代“与中国人之间几乎没有往来。曾纪泽（Marquess Tseng）曾是清政府驻伦敦公使，回国后，他致力于将中、外国人连接在一起。除了曾纪泽外，几乎没有中国人能想象在家里接待外国人，虽然有时总理衙门的官员同意在家里接受外国外交官的拜访”[2]。而英国记者吉尔乐（Vanlentine Chirol）也强调了北京中、外人士之间社交障碍的不可逾越性与在京外国人的隔绝感：“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有为了贸易而集结在一起的大型商业社区，与欧洲租界有紧密的联系。但在首都却并非如此，在首都，西洋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交流仅限于稀有且正式的中国官员和少数外国人（绝大部分是外交官）之间的互动。西洋人全都居住在内城的一个小角落里……英国公使馆是一个适宜让人休息的地方，但是这种‘隐居’加剧了隔绝感。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内、外城之间的城门关闭，人们甚至与电报局——唯一的一缕与外界直接交流之光——隔绝了。在漫长的冬季，天津的港口结冰了，信件和旅行者通往欧洲的唯一途径就是乘马或马车南下到扬子江流域，而后水路到上海——这是一段漫长且令人疲倦的旅程。俄国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此时尚未有分线能够抵达满洲，而其在太平洋区域唯一的终点就是海参崴。除非礼节性地在女王生日时到访英国使馆，中国高级官员几乎不会跨进使馆的大门。使馆馆员同样很少拜访中国官厅，只是公使定期会去‘总理外国事务衙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