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诗作中，作者批判了那些企图虚构事实、掩盖真相、粉饰太平的作家，不希望把文学作品变成卖身求荣的工具。正如他在《〈呼兰河边〉后记》中所写的：“我只不过是一只被灾荒逼出乡土的乌鸦，飞到这太平盛世，用我粗糙、刺耳的嗓门，把我几年来积闷的痛苦倾泻出来就算完事。”“我虽糊涂，为权贵者装潢门面，尚不甘心也！”[1]作者就是要奋笔疾书，用真实的描写来击碎那虚假的靡靡之音。写于1936年的《第七个坑》就把读者带到了九一八事变中腥风血雨的沈阳城。作者以极其冷静而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被乌鸦争先啄食的脑浆、老鼠争扯着的肠子、城中每个角落都有的还没凝干的血迹。就是在九一八事变刚过去两天的日子，断炊三日的皮鞋匠耿大本想出来寻找亲戚来讨要些食物养活老婆孩子，却不巧碰到了一个日本兵。日本兵逼迫他在一个挖好的深坑旁边连续挖几个新坑，在这些坑中活埋了一个排字工人、一对怀抱孩子的年轻夫妇、耿大的舅舅和一个只求速死的吗啡鬼，耿大为了保住自己的命，帮日本兵活埋了这些人后，没想到第七个坑竟是日本兵为耿大准备的，耿大愤怒地用尽了全身力气拿起铁锹向日本兵砸去，回去救舅舅时，舅舅已经断气了。小说再现了劫后的古城恐怖、阴森、令人胆战心惊宛如地狱般的环境。“它高度凝缩而带点象征性地描写了中国人在侵略者制造的‘九一八’深坑面前的生与死的选择，终于在男女老少形形色色的残酷之死的血泊中，奋而走上反抗的道路。”[2]萧军的文艺观正如他在《目前东北文艺运动我见》中明确的：“凡是被称为一个真正伟大作家的，他必定是先把自己作为人民中间的一个，和人民取得血肉的联系，进而至于灵魂的凝结，而后他表达的思想、感情、理想、欲望……才是真正属于人民的。”[3]的确，我们可以在萧军的作品所塑造的“革命军”队伍中，看到很多粗犷、有反抗精神的农民形象，但他们并不是足智多谋、完美无缺的革命英雄，相反，他们有的难以放下自己的妻子儿女，有的眷恋着自己的土地，有的冲动、没有文化、意志不坚定……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让他能够去面对他的人物性格的不完美，真实地去塑造他们，而不是把他们都刻画成英勇无畏的英雄。虽然在罗烽的作品中也有这样不完美、有性格弱点的革命人物形象，但罗烽对于这样的人物主要是持批判揭示的态度，而萧军更多的是站在这些农民的立场，以包容、谅解去描绘他们。《八月的乡村》中的唐老疙瘩的爱人被日本侵略者强奸而身受重伤，这时唐老疙瘩在革命与爱人之间，违背上级命令，选择了陪在爱人身边，铁鹰队长决定处决唐老疙瘩来维持纪律……萧军自己回忆在写作这段的过程时说：“写到这里……写不下去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这场面，我看着海——那时在青岛——看着山……从家里走到街上，又从街上走回来，足足思索了近乎两夜两天，直到后来，我才决定让日本的流弹打死了他。”[4]由此可见，萧军是真正融入了这支队伍中，和这些人物取得了精神上的联系，从而表达出属于人民的思想和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