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曾深入研读彼得·德鲁克的著作，对其从历史和哲学高度，而不是从技术层面来思考管理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任正非认为：“从哲学、历史高度来揭示普遍规律，才有穿透性、指导性和震撼力。”
跌宕起伏的人生阅历，大量的阅读和思考，在商界多年摸爬滚打，使得任正非理性地认识到人性中“恶”的一面，而且认为利用、引导好人性的“恶”的一面，也可以使之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他从不回避自己的这一认识，也不掩饰自己的这一观点。
但他并不因此对人感到绝望，也不因此愤世嫉俗，而是对人性的弱点充满了悲悯。在他看来，发展中的中国有一些乱象，其根源不能归罪于“恶”，而要归罪于对欲望的放纵，没有给欲望套上缰绳。中国有句古训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公序良俗，是程序、规则、公德和法律。
任正非认为，“安全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需求，人的一生大多处在不安全的状态下。越是杰出人物、领袖人物，其内心的不安全感越强烈”。
凡是卓越的企业家，都懂得充分利用人类的普遍需求，即对控制自己命运的渴望。一般认为，组织若是能够赋予员工人生的意义和生活上的安全感，他们几乎都愿意全心全意地为企业效力。
所以员工一方面积极追求自主权，一方面又积极寻求安全感，这听起来似乎不太合理，但这恰恰是人性矛盾之所在。如果企业不知道如何管理具有这种矛盾性的人，那就很难使他们的才能和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