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建立以后，佛教由政府统管统护一变而为“信仰自由”、“自主自理”，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又外临军队、新派人士甚或各级行政机构的侵夺寺产等一系列的侵害行为，其生存环境已变得艰难。而此时的佛教界，仍是教派林立，相互攻讦。天台、贤首、净土、禅等传统八宗总的说来因循旧习，只图自保，不思进取。太虚、欧阳渐等佛界有识之士则顺应时势，对有清以来的旧佛教进行大的变革，努力建设现代化的“人间佛教”，其影响也很大，使革新发展成为民国佛教的最大特征。
一、“复古革新”与“纳新革新”
民国伊始，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佛教界有识之士对佛教进行了变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没能解决教徒良莠不齐、素质过于低下等问题，导致革新未竟全功。当时革新运动的领袖之一太虚在总结这次革新时曾指出：“内不容于腐化僻化之旧僧，外被牵迫于民众之轻蔑于僧，于是除少数之高蹈遐举者，多有反僧而从俗变化其生活者也。有此俗之僧夺与僧之俗变之二端，余十年来有计划有组织有纪律之佛法救世运动，乃为之根本摧破”。[21]太虚此言有些偏激，事实上正是佛界的革新具有成效，才使民国的佛教文化脱胎换骨，日趋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