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西方列强的东侵在导致殖民化的同时，又具有另一重意义。当列强将触角伸向中国时，他们大致已完成了或正在完成从前近代化向近代化的转化。尽管列强的首要兴趣并不在于促使中国走向近代，但封闭的大门既然被炮火轰开，那么中国与近代世界的联系便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结果。以血与火为前导，西方近代的生产方式、政治样态、文化思潮、价值观念等，以不同的形式涌入了中国。历史展示了自身的逻辑：在面临殖民化威胁的同时，中国又被强行纳入了近代化的轨道；如果说，前者激发了救亡的意识，那么，后者则引发了与传统相对的近代的观念。
如前所述，救亡的意识首先蕴含着抗拒殖民化的要求，而摆脱民族危机（反殖民化）的根本出路则在于自强。因此，救亡意识总是指向富国强兵。如何实现自强？早在近代的开端，魏源即已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尽管“长技”的内涵以后不断被深化和扩展，但师夷这一思路却一再得到确认。于是，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历史的悖论：对西方列强的抗争意识，往往融入了向西方学习（师夷）的意向。另一方面，随着近代化的起步，传统与近代之间的紧张开始成为引人注目的问题：走向近代的过程，总是在不同程度上遇到传统的阻力，而在这种紧张与对峙的背后，则蕴含着两种观念的冲突。质言之，走出前近代的历史过程，要求超越传统的观念（包括价值观念）。师夷的主张最初只限于科技工艺，但其逻辑与历史的引申则导向了近代西学与传统中学的对立。这样，救亡的意识与近代化的要求相互交织，便十分自然地形成了对传统的批判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