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无照经营酒的农妇，无论是在城里游荡的小偷，无论是保管宣传品的舒斯托娃，无论是破除迷信的教派信徒，无论是要求立宪的古尔克维奇，都妨碍着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聂赫留道夫完全明白了，所有这些官僚，从他姨妈的丈夫，到参政员和托波罗夫，到坐在各个部门椅子上的那些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先生们，他们丝毫也不会因无辜者受到冤枉、受到诬陷而感到不安，他们只关心如何才能清除掉一切危险分子。
因此，他们没有遵守为了不冤枉一个无罪的人而宁可赦免十个有罪的人的原则；相反，他们为了清除掉一个真正的危险分子，却不惜惩罚十个没有危险的人。这就好比为了切除掉一块烂肉，连好肉也通通切除掉。
聂赫留道夫这样来解释他所看到的现象，这是再简单再明白不过的解释了，但是正因为他的解释太简单太明白了，他反而怀疑他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对这样复杂的现象不能做这样简单的、武断的解释，同样，当权者大谈特谈什么断案公正了，以善为本了，维护法律了，保护宗教了，相信上帝了，等等，等等，也不仅仅只是嘴上谈谈而已，这些话中包含着最野蛮的私欲和最残酷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