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发现和相随的转移本身或许都有一定的道理。我所注意的是，讲政制的时候就基本不再讲制造，讲文化时就不怎么讲政制，恰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清政府积数十年心血建立起北洋海军，但在甲午一败之后，竟弃海军于不顾，转而专练陆军，于是有小站练兵和袁世凯的兴起。问题在于，当时只要有钱，再造海军并非不可能。在已有的基础上，从买舰到训练人才，只要数年就可颇具规模。若上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舍得投资去买比日本还新式的战舰，海上复仇也不是全不可能（到义和团之后外人以条约限制中国发展军力，就无此可能了）。清廷转向改练陆军当然有许多彼时彼地的条件限制和具体考虑，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倾向也不能说不明显。
这样的取向，不免使后人觉得难解。唯今人觉昔人行为难解之处，通常正是历史研究的突破口。近代中国人在内忧外患交相逼迫之下，受西学的感染，产生出强烈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迫心态，总希望一举摆脱所有烦恼、解决全部问题。故此举不行，即换另一举；内外问题相逼越紧迫，想一举解决问题的心情就越急切，而解决不了问题时心情更加烦躁焦虑。读书人这种越来越炽热的焦躁心态，是19世纪后期以来的持续现象，也是近代中国留给今人的一份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