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安排下，趁到北京与华北汉奸头子王克敏会晤，成立伪中央联合政府之时，约请吴佩孚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的官舍会面，商谈“合作问题”。吴佩孚大义凛然地说：“咱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要谈就该在中国人的家里谈！”拒绝前往。
后来，汪精卫又提出“在顾维钧寓所进行会谈”，吴佩孚又以“在外面晤谈不方便”为词，提出要汪精卫“来敝舍会晤”，摆出威严的姿态，在寓所等待汪前来参见。为此，汪精卫不得不放弃与吴佩孚直接会晤的打算，于7月10日颓丧地乘车南下。
但是，吴佩孚的日本“学生”川本芳太郎，仍不愿罢休。他怂恿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出面，拜会了吴佩孚，再一次劝诱“汪吴合作”，共筹“新生之政权”，使“中日战争的和平解决”。可是，吴佩孚却强硬地回答：“日本既需要和平，何不先行撤兵，向国民政府请和？若办不到，何必找我！”
吴佩孚的态度既然如此强硬，日本终于决定选择汪精卫而抛弃吴佩孚。
日本在侵华战争初期，把促使吴佩孚的出山看做是日本开展“和平运动”的头等大事。这项工作使日本当局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耗资3000万巨款，然而，到头来却是一无所得。日本当局对“吴佩孚工作”终止后，以前冠盖如云、车水马龙的吴公馆，又变得门庭冷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