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始到20世纪初，近代中国倡言“重商”者有22人，其中大多是受传统儒家教育的功名士子，他们占到鼓吹“重商”思想者的80%～90%。②从王韬的“恃商为国本”论到钟天纬的“视工商为国家命脉”③,这股由“士”掀起的“重商主义”浪潮有力地摇动着传统社会结构和封建王朝“立国之本”的基础。
近代之“士”并不仅仅停留在“重商”的言论上，他们还是经商或从事商务活动的实践者。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下，在传统社会结构和生活秩序的动荡中，“士人”面临着艰难的不同惯常的选择。拘泥于时文八股，一意于科场功名的人，已很难适应日趋精细的社会分工的需求。对于社会成员来说，社会转折时代所产生的作用力从来都是强制性的。“士子”们在“多致失馆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坐失其业，谋生无术”④的窘况下，走向“舍儒而商”的务实道路。